便对他们说了一句话，我们去做一点高尚的事情。

请参阅陈新民：《试论行政罚法草案的立法问题》，载《国家政策论坛（季刊）》2003年7月，第3页。违序行为态样中经常裁决之违序行为亦仅5种左右，2008年迄今，最常裁决之违序行为亦仅5种左右。

另公安机关拥有拘留决定权，受拘留处罚无听证权，有违人权保障及权力分立原则。依警察取缔性之工作性质，若另赋予调解处理权，难免被质疑警察之客观与公正性，亦与警察不介入私权争执原则有违。但大陆地区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仅在每一条中列举处罚之上限与下限，并未规定加重或合并执行之上限。而劳教令由地方公安系统官员下达，民众缺乏保障[19]。对违反治安管理之外国人，得附加限期出境或驱逐出境此二种权力。

因此，2005年大陆地区的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时，将其行政处罚法，列为补充法（第3条）。台湾地区的社维法采质的区分。李克强讲权力的清单问题，如果仅仅是行政权力有一个清单，但是没有人民权利的清单，这个清单也是不可靠的。

这个方案叫做人民直接权利做笼子方案，这就是童老师经常讲的权利法学。所以说，地方党委或政法委与法院、检察院组织关系脱钩，并不构成对党的领导的否定，最多只否定地方党委干预个案的权力。不从这里开始的话，我觉得其他一切都不可能。先秦时代还有一个思想家，叫文子，他说了一句很伟大的话：法度道术者，所以禁君，使无得横断也。

不久我又把它放在中文网站上登出来了。我们要搞清楚，真正的党的领导，只是全党的领导，全党的领导体现为全党的主张，全党的主张只能反映在宪法法律中，所以全党的领导事实上只能通过创制和严格实施宪法法律来实现。

他们不久前又跟我说，童教授，赶紧帮忙写一篇文章反思周永康。当今中国的政改第一难题就是最高权力纳入法律约束中的问题。你看看，你看看，古代中国，将近三千年前，就有这样光辉的权力制约思想!还有，唐太宗、康熙皇帝也都说过法乃天下之法，非一家之法的话，也是表态我也要守法。几年前，童之伟兄曾约我写点文字把中央政法委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黄皮书批评一下。

一方面我们将党在法上作为基本宪法原则。这种情况从文革后是有所减少的，到了九十年代已经减到最低程度了。所以大家看啊，五千年中国政制的尴尬处境，我们今天又重复遇到了。但是，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地方党政干部都认为没有问题的话题，在学术研讨会上反而不敢让人讲。

最后我报告一下对司法领域改善党的领导问题的研究。另外，周永康时期有些问题处理得很不好，比如说，宪法法律规定的司法制度和没有法律地位的信访制度之间的关系搞得本末倒置，现在应该依法治精神理顺。

在宪法上，国体讲的是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政体讲的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我答应了，也动笔写了，但因为想到写了也没有刊物敢发出来，所以写了半截子就搁置了。

好了，粗浅汇报一些想法，错漏百出，仅供批判。除了这么两句话，在宪法正文里一句话也没有，没有关于党主管或领导行政、司法、立法之类的提法或规定。这是我上半年研究的第一个问题。便对他们说了一句话，我们去做一点高尚的事情。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权力的分离与制约。与此相连接的是，光说你有某个权力还不行，有这个权力怎么行使，要由宪法或法律来加以规范，即权力要按法定的程序行使。

比如高考，别人考了六百五十多分，我考了六百四十九分，如果以六百五十分为分数线，那么越过分数线限制上大学，几乎是每个不达分数线者的共同愿望。这样一来，君主当然高于法律。

比如说，一件跟我们利益攸关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会想：这个事情如果对我有利，我应该按照规矩章法去做。我注意了一下，发现是提得很少了。

所以一定要解决民主和法治的平衡发展问题。这些文章发表了，声势就造出来了。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之争，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上半年我研究的第二个问题，那一套的拨乱反正。在党在法上的实际体制和惯例下，执政党有反复正式作出了党在法下的承诺。今天我们如果丢掉社会主义宪政的旗帜，那也许明天社会主义法治将难以发展，人权、市场经济也将没有安身立命之地。

当时上边组织人编了一个黄皮本子，向我们征求意见。还有的就是薄熙来搞的那一套，实际上我们持续反对。

大家看，这不正好是皇帝的想法吗? 我们的政治体制，绝对不能容忍有法律之外的权力，任何组织机构不能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的特权。不过，我们不能不承认，尽管曾有这样的个别事例，但历史上并没有真正解决君在法下的问题。

比如说向国家机关推荐总理候选人，怎么提名、提几人、怎么讨论、怎么表决、表决后怎么公布，都应该有法律规定。另一个说的是1988年人民大会堂开两会时，又有记者问这个问题。

坏人忠于暴露了，我们也安全了。不管有人大、政府、政协、公检法，还是其他官办人民团体，不管有多少别的组织机构，党毫无疑问是所有组织机构的大脑和灵魂。于是没经我同意就将我的志愿改西南政法大学去了。具体怎么运用呢，可以拿研究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做一个例子。

记者问，在中国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周副委员长回答说：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从这个意义上讲，党比法大。如果大家都往那条红线或高压线靠近些，哪怕偶尔受点电击，只要不出人命，也许会换来高压线向后退一厘米。

我拿着黄本子后，心想这怎么得了，这五个口号真的被弄成了太上宪法，将来宪法、法律的规定如果被认为与这五个口号不一致，恐怕都得服从大局!那时我感到两难。这既是我们国体的要害，也是我们政体的要害。

大家想想，如果在一个国家内，有一个主体只拥有巨大的无边际的权力，没有相应的法律责任，那是何等恐怖的一件事!这样一个主体实际存在着，权力还能关进制度的笼子?还能领导我们完成法治中国建设的伟大使命? 关于这一点，我曾经跟朋友们讲，中国人想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不能不正视自己民族性上的一个共同缺陷。我个人的主张是，这个其实不可以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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